識人是為了更好地用人,而使用人的過程中又能更進一步地識人。本文將專門討論人的才能問題，分三個方面討論，首先指出才能無大小之分，但也各有不同；其次討論了才與能的關係；強調了量能授官的重要性。
原文
夫能出於才。才不同量。才能既殊，任政亦異。是故自任之能，清節之才也。故在朝也，則冢宰之任，為國則矯直之政。立法之能，法家之才也。故在朝也，則司寇之任，為國則公正之政。計策之能，術家之能也。故在朝也，則三孤之任，為國則變化之政。人事之能，智意之才也。故在朝也，則冢宰之佐，為國則諧合之政。行使之能，譴讓之才也。故在朝也，則司寇之任，為國則督責之政。權奇之能，伎倆之才也。故在朝也，則司空之任，為國則藝事之政。司察之能，臧否之才也。故在朝也，則師氏之佐，為國則刻削之政。威猛之能，雄傑之才也。故在朝也，則將帥之任，為國則嚴厲之政。
凡偏才之人，皆一味之美。故長於辦一官，而短於為一國。何者？夫一官之任，以一味協五味。一國之政，以無味和五味。又國有俗化，民有劇易，而人才不同，故政有得失。
是以王化之政宜於統大，以之治小，則迂。辯護之政宜於治煩，以之治易，則無易。策術之政宜於治難，以之治平，則無奇。矯抗之政宜於治移，以之治弊，則殘。諧和之政宜於治新，以之治舊，則虛。公刻之政宜於糾姦，以之治邊，則失眾。威猛之政宜於討亂，以之治善，則暴。伎倆之政宜於治富，以之治貧，則勞而下困。
故量能授官，不可不審也。凡此之能，皆偏才之人也。故或能言而不能行，或能行而不能言。至於國體之人，能言能行，故為眾才之雋也。
譯文
能力出於才質，各種才質限度不同。既然人的才能各不相同，那麼他們所適宜擔任的職務也應有所差異。注重修養，潔身自好的人，就屬於“清節家”這種人才。如果在朝為官，就可以擔任冢宰的職務，治理國家就可以製造矯枉過正的環境。擅長建立法規的人，就屬於“法家”這種人才。如果在朝為官，就可以擔任司寇的職務，治理國家就能創造凡事自有公道的氛圍。公正無私，長於機智權謀的人，就屬於“術家”這種人才。如果在朝為官，就可以擔任三孤的職務，治理國家就可以出現做事都講究策劃、注重應變的局面。具有廣乏人際關係的人，就屬於“智意”這種才能的人。如果在朝為官，就可以擔任冢宰的助手的職務，治理國家就可以各部門團結和諧。可以巡使一方，具有辦事能力的人，就屬於能批評壞人，推薦好人的人才。如果在朝為官，就可以擔任司寇的職務，治理國家就可以明辯是非，可以監督各部門的工作。辦事機敏，具有出奇制勝才能的人，就屬於“伎倆”（有技術）這種人才。如果在朝為官，就可以擔任司空的職務，治理國家時就會重視工藝技術的發展。能夠監督司法的人，就屬於“臧否”（評定好壞）這種人才。如果在朝為官，就可以擔任師氏的副手的職務，治理國家，就會推行苛刻嚴明的政策。威武勇猛的人，就屬於“雄傑”這種人才。如果在朝為官，就可以擔任將帥的職務，治理國家使就會使用嚴厲果斷的政策。
凡是才能有所偏重的人，都只突出一種好品質和才能。因此，只能勝任某一方面的工作，而不能治理整個國家。這是為什麼呢？因為擔任一個官職，就好像用一種味道去調和五味，而治理一個國家就好比用無味去包容五味。而且在一個國家中，存在著文明與落後情況；百姓也有柔順和強悍之分。人的才能各有不同，所以處理政事就有得有失。
正因為如此，就要求君主的統治政策要吻合國家的實際情況。用來治理大的地方的大的施政策略，如用來治理小的地方，就會顯得空乏而不切實際；用來周旋調停、辦理事務的政策，適宜於治理煩亂的局面，而用它來治理簡單的事，就把簡單的事情複雜化了。側重於權術的政策適宜於天下有難的局面，如用它來治理天下太平的世道，就會顯得大材小用，平淡無奇了。用於矯枉修正的政策適宜於治理國家在發展中遇到的問題，而用它來解決衰亡時遇到的問題，就會顯得空洞而沒有實際內容。苛刻嚴明的政策適宜於杜絕奸詐的人，而用它來治理邊境，就會失去群眾的擁護。威武勇猛的人制定的政策適宜於討伐動亂，而用它來治理安分守己的百姓，九會出現殘暴的局面。重視發展各種工藝技術的政策適宜於國家富裕的時候，而在國家貧困時使用，就會勞而無功使百姓更加困難。
因此，根據人的才能授予官職時，要審慎對待，凡是具有以上才能的人，都是有偏才的人，因此這些人有的能說不會做，有的能做不會說。至於“國體”這種人，既能說也能做，因此是所有人才中的最優秀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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